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賈雷德·戴蒙德,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原創 qiangshuai521  2020-04-18 08:54  閱讀 183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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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9年首次前往印度尼西亞,旅程伊始,在我下榻的酒店,大堂的墻面上掛著幾幅講述印度尼西亞歷史的繪畫。在美國,類似的繪畫大多以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加利福尼亞淘金潮、橫貫北美大陸的鐵路的建成等發生在150~250年以前的事件為主題??墒?,在這個印度尼西亞酒店的大堂里,我看到全部的繪畫所描述的事件都發生在35年之前。大部分繪畫的主題都是1965年的印度尼西亞暴動事件。這些繪畫和它們下方的說明文字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印度尼西亞的7位將軍如何被折磨和殺害,以及其中1位在死亡名單上的將軍如何翻墻從自己的家中逃走,而他年僅5歲的女兒不幸受到槍擊,并在幾天后離開人世。這些繪畫展示的畫面給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似乎這幾位將軍和那名小女孩兒被折磨和殺害就是印度尼西亞歷史上所發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了。
可這些繪畫并沒有提到將軍們離世后印度尼西亞的事態進展:在印度尼西亞武裝部隊的煽動之下,有近50萬名印度尼西亞人遭到屠殺。在有關印度尼西亞歷史的繪畫中不提到這場大屠殺,著實是一大疏漏,因為自二戰以來,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大屠殺事件中,死亡人數超過印度尼西亞大屠殺的少之又少。自我第一次去印度尼西亞后,在接下來的20年間,我幾度再訪,每次待的時間并不短,卻從來未曾聽到我的印度尼西亞朋友談起這場大屠殺,一直到1998年印度尼西亞政府實現了政權更替為止。印度尼西亞大屠殺的傷亡之慘重,大概相當于皮諾切特政府時期智利傷亡人數的100倍,但印度尼西亞的國民從不提起這場殺戮,印度尼西亞的歷史也對此鮮少記錄。
當你閱讀下面的內容,思考危機和變革的一些要素時,請注意印度尼西亞和智利之間的對比。兩國經歷了一些相似的階段:國內政治妥協崩潰,左翼勢力試圖掌權,后來軍事政變的發生挫敗了左翼勢力的意圖,從此經歷一段長期的軍事獨裁。兩國都先后出現了兩位同樣非凡但性格迥異的領導者。在某些政治群體遭遇屠殺后的國民和解方面,印度尼西亞與芬蘭分別處于兩個極端,而智利處于中間狀態。你將看到,比起本書討論的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印度尼西亞作為最年輕的一個國家,展現了成功建立起國家認同的過程。
印度尼西亞的背景

想要弄明白印度尼西亞在1965年的這場危機中經歷了什么,產生了怎樣的余波,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些背景。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直到1945年才獲得獨立的年輕國家,在大約1910年的時候,它才成為一個統一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地處熱帶且橫跨赤道,東邊是新幾內亞島和澳大利亞,西邊是歐亞大陸。印度尼西亞境內有許多高山,并且分布著不少活火山,其中一座名叫喀拉喀托火山,因為曾在1883年爆發而聞名。這是近代史上最具災難性的一次火山爆發,幾乎摧毀了整座島嶼,揚灰萬里,以致接下來一年地球的氣候都發生了改變。在印度尼西亞的島嶼之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有爪哇島、巴厘島、蘇門答臘島和蘇拉威西島,還有印度尼西亞和他國共享的加里曼丹島和新幾內亞島。
觀察其地理情況,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陸地最為分散的國家,數以千計的島嶼星羅棋布,自西向東綿延3 400英里。在過去的2 000年間,大部分時間里,部分島上存在一些原住民部落。但他們都沒能夠控制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大部分地區,今天被我們稱作印度尼西亞的地方在當時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名字或者概念。從語言方面來看,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最多元的國家,擁有超過700種不同的語言。印度尼西亞人的信仰也是很多元的:雖然大部分印度尼西亞人信仰伊斯蘭教,但也有很多人信仰基督教和印度教,另外還有人信仰佛教、儒教以及當地傳統宗教。盡管宗教暴力和動亂時有發生,但比起南亞和中東地區,印度尼西亞的這些事件規模往往較小。很多信仰不同的印度尼西亞人彼此相對寬容。我曾去過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地方,看見基督教村莊和穆斯林村莊互相挨著,倘若不是看見一座清真寺或者一座教堂,我都分辨不出來這些碰巧遇到的村莊的居民到底信仰什么教。
殖民時期

從1510年開始,葡萄牙人、荷蘭人(從1595年起)以及接踵而至的英國人均嘗試在現在屬于印度尼西亞的群島上建立殖民地。英國的勢力擴張最終止步于加里曼丹島的部分土地,葡萄牙唯一留下來的殖民地是帝汶島的東半部分。荷蘭人成了殖民印度尼西亞的大贏家,其殖民地主要聚集在當時人口最多(比現代印度尼西亞人口總數的一半還多)的爪哇島上。為了讓這場殖民運動能夠產生實際收益,19世紀初期,荷蘭人在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上建立了出口種植園??墒?,大約到1910年,荷蘭人才得以控制整片遼闊的島嶼,此時距離他們首次到達印度尼西亞群島已經過去了整整3個世紀的時間。為了說明印度尼西亞群島上還有多少地方遲遲未被荷蘭人開發,我來舉一個例子:直到1910年,一名荷蘭長官才發現,位于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弗洛勒斯島以及附近的科莫多島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品種——科莫多巨蜥的棲息地??颇嗑掾嵘黹L10英尺,重達好幾百磅[1],卻在4個世紀里不為歐洲人所知。
我要強調一點,“Indonesia”(印度尼西亞)這個詞從前并不存在,一直到大約1850年,才被一名歐洲人創造出來。荷蘭人管他們的殖民地叫“印度群島”、“尼德蘭印度群島”或者“荷屬東印度群島”。島上的居民之間沒有自發形成統一的國家認同,沒有統一的語言,也沒有一致對抗荷蘭人的團結意識。例如,爪哇部落的軍隊就加入了荷蘭軍隊,一同征戰爪哇部落的傳統敵人——蘇門答臘島上的領頭部落。
20世紀初期,荷蘭殖民政府對其殖民地從原來實行的純掠奪性政策改為實施一種“倫理性政策”,也就是說,荷蘭人終于試圖為當地的印度尼西亞人做點好事了。舉個例子,荷蘭人在當地開辦了學校,在爪哇島修建鐵路及灌溉工程,在主要城鎮成立當地政府委員會,并試圖鼓勵爪哇島居民向人口不那么密集的外島遷移,以緩解爪哇島的人口過度密集情況(但這違背了外島居民的意愿)。不過,荷蘭政府實施“倫理性政策”的努力收效甚微:部分原因是荷蘭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沒有那么多資金可以用來支持印度尼西亞殖民地的建設;還有部分原因是,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人口增長速度極快,有如此多的人口要養活,導致荷蘭人和后來的印度尼西亞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方面面臨極大挑戰。今天,印度尼西亞人認為荷蘭的這段殖民歷史是過大于功的。
到1910年左右,荷屬東印度群島居民數量不斷增加,導致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也就是說,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荷屬爪哇島或荷屬蘇門答臘島的居民,還同屬于一個更大范圍的、被稱為“印度尼西亞”的整體。開始接受這種更廣泛意義上的國家認同后,印度尼西亞人組成了許多獨特的群體:認為自己在文化上高人一等的爪哇族群、尋找宗教認同感的印度尼西亞伊斯蘭運動群體、各種工會、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被送往荷蘭求學的學生群體等。有些人可能同屬于幾個不同的群體。因此,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在意識形態、地理劃分和宗教信仰方面呈現出碎片化特點,這也預示了印度尼西亞獨立后會繼續面臨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使當地人開始針對荷蘭政府發動罷工、策劃陰謀和煽動暴亂,而且導致印度尼西亞各群體之間的沖突,情況變得極為混亂。然而,印度尼西亞人針對荷蘭的行動不斷積聚,以致在20世紀20年代,荷蘭當局采取了鎮壓政策,將許多本地頭目送往荷屬新幾內亞的一個遙遠的疫病區,實際上那就是一個集中營。
印度尼西亞人之所以最終能達成團結統一,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是,馬來語作為長期以來一直被使用的貿易語言,經過發展和轉型,成為印度尼西亞語,即當今印度尼西亞人共同使用的國家官方語言。在此之前,即使是這里被最多人使用的方言,也就是爪哇島中部居民使用的爪哇語,使用人數也不到印度尼西亞總人口的1/3。如果這種被最多人使用的方言變成了官方語言,便象征著爪哇在印度尼西亞占據主導優勢,這會加深近代印度尼西亞持續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人們對于由爪哇人統領印度尼西亞其他島嶼的擔憂。爪哇語的額外弊端是階級劃分明顯,這種方言規定,針對不同階級的人要使用不同的詞語。今天,我和印度尼西亞人一樣,很欣賞他們的官方語言,即美麗的印度尼西亞語。這是一門很容易學會的語言。在印度尼西亞占領荷屬新幾內亞并引入印度尼西亞語的短短18年間,我發現,就連那些住在偏遠山區里的、未曾開化的新幾內亞人也在說這種語言。印度尼西亞語的語法簡單且十分靈活,為了讓人能立刻猜到單詞的意思,印度尼西亞語中的許多單詞是在詞根上直接添加前綴和后綴。例如,形容詞“潔凈的”在印度尼西亞語中是“bersih”,動詞“清潔”則是“membersihkan”,名詞“潔凈”是“kebersihan”,名詞“打掃衛生”是“pembersihan”。
印度尼西亞的獨立

1941年12月,日本對美國宣戰,并開始向太平洋島國和東南亞擴張,迅速征服了荷屬東印度群島。實際上,荷屬加里曼丹島的油田和馬來半島的橡膠及錫礦才是日本宣戰的主要動機,也許是最大的動機,因為日本缺乏石油,長期依賴向美國進口,而當時日本對中國開戰并占領了法屬中南半島,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為報復日本,中斷了對日本的原油供應。加里曼丹島的油田成為離日本最近的一個石油來源地。
一開始,占領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日本軍方領導者聲稱,印度尼西亞人和日本人是同出一源的亞洲血脈,應為反殖民秩序而并肩作戰。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最初支持日本人,并協助日軍圍捕荷蘭人。但是,日本人主要是想從荷屬東印度群島獲取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和橡膠),為其戰場上的裝備提供動力,而且他們變得比荷蘭人更具壓迫性。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的形勢發生逆轉,1944年9月,盡管沒有給出確切的日期,日方做出了允許印度尼西亞獨立的承諾。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兩天之后印度尼西亞便宣告獨立,并在翌日確立了自己的憲法,還在當地成立了民兵組織。但印度尼西亞人民很快便發現,無論是日本打敗荷蘭并對印度尼西亞做出允許其獨立的承諾,還是隨后美國與其同盟國擊敗日本,都不能確保印度尼西亞得到真正的獨立。1945年9月,英國和澳大利亞的軍隊代替日軍占領了印度尼西亞,隨后,荷蘭軍隊到達,想要重新奪回自己的控制權。印度尼西亞軍隊和英荷兩軍之間爆發了戰爭。
出于對印度尼西亞群島的種族多元化和領土遼闊程度的考慮,也許是想通過“分而治之”的方式奪回控制權,荷蘭人鼓動印度尼西亞建立聯邦政府。他們在自己再度征服的土地上設立了不同的聯邦州。然而,許多印度尼西亞革命派尋求建立的是一個囊括整個前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單一、團結的共和政府。1946年11月,雙方達成了初步協議,荷方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政府的權威,但僅限于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兩地。然而,到1947年7月,荷蘭人變得氣急敗壞,發動了一場所謂的“警察行動”,實際目標是要摧毀印度尼西亞共和政府。?;鸷?,荷蘭人的“警察行動”很快卷土重來,迫于聯合國和美國的壓力,荷蘭最終讓步,并同意將權力轉交給共和政府。最后的權力交接發生在1949年12月,但附加的兩大限制條件使印度尼西亞人感到惱怒,后來他們花了12年的時間才推翻這些限制條件。一個限制條件是,荷蘭人并未交出新幾內亞島的荷屬部分(即西半邊)。相反,他們在那里保留了荷蘭的統治,理由是新幾內亞島在政治發展上遠遠沒有達到荷屬東印度群島其他地方的水平,這個地方還沒有做好獨立的準備,而且從種族起源上看,新幾內亞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的差距不亞于他們和歐洲人的差距。另外一個限制條件是,荷蘭的公司,比如殼牌石油,對印度尼西亞的自然資源依舊享有所有權。
1945—1949年,荷蘭試圖重新對印度尼西亞建立控制權,但這是通過殘忍的方式實現的,30年后,我的印度尼西亞同事在向我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仍然面露苦澀,1979年我所下榻的那家印度尼西亞酒店大堂里掛著的繪畫也生動地描繪了這一段歷史。(例如,其中一幅畫的內容是兩名荷蘭士兵正在蹂躪一名印度尼西亞婦女。)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人民內部也爆發了較為激烈的爭端,因為印度尼西亞內部有不少人反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建立,許多東部的印度尼西亞人以及蘇門答臘人認為,建立該共和國就等于讓爪哇人掌控了全國。哪怕是在20世紀80年代,我還是會從非爪哇裔印度尼西亞朋友口中聽到一些怨憤的話,他們始終希望自己的區域能在政治上獨立于印度尼西亞。對共和國表示反對的還有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者,他們在1948年發起了反抗活動,后來被共和國軍隊擊潰,并且有至少8 000名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者被殺——為1965年政變失敗后更大范圍的大屠殺埋下了伏筆。
蘇加諾

這個新的國家面臨著自獨立前就已存在的嚴重問題,其中一部分問題進一步惡化。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尼西亞長期被荷蘭基于自身利益進行統治,獨立后的印度尼西亞要面對的是嚴重不發達的經濟情況。在荷屬時期,人口增長過快就已經對印度尼西亞經濟造成沉重負擔,這種情況在印度尼西亞獨立后并未得到改善(20世紀60年代,其人口年均增長率接近3%)。許多印度尼西亞人仍舊缺乏國家認同,還繼續將自己看作爪哇人、摩鹿加人、蘇門答臘人,或者是其他地區的人,而不是印度尼西亞人。最終讓印度尼西亞人團結起來的印度尼西亞語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得到廣泛的傳播,有700種方言在同時被使用。那些把自己看作印度尼西亞人的群體又對這個國家抱有各自不同的愿景。印度尼西亞的一些穆斯林領袖想把印度尼西亞打造成一個伊斯蘭國家。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希望印度尼西亞成為共產主義國家。部分非爪哇裔印度尼西亞人想要更多的區域自治權,或者是徹底實現地區獨立,他們還策劃了地區叛亂行動,最終被共和國的軍隊擊敗。
軍隊本身也是一個分裂的焦點所在,人們對其定位存在爭議。印度尼西亞軍隊是應該像別的民主國家那樣,由那些平民政治家來掌控(但印度尼西亞軍方越來越不相信那些平民政治家),還是應該更加自治,追求自己的一套政策?一方面,印度尼西亞軍方將自己視為革命的救星、國家身份的堡壘,并且要求在國會中擁有固定的表決權。另一方面,平民政府則希望通過裁軍撤編,縮小軍隊規模,以達到節省開支的目的。軍方內部也出現了矛盾,尤其是空軍和其他分支之間意見不一致。陸軍司令官之間也存在分歧,尤其是革命派地區司令官和保守派中央司令官之間。軍方領袖以軍事需要為由,對印度尼西亞民眾和商人群體強征錢財,以走私和對電臺、電力行業征稅的方式籌集資金,日益攫取地區經濟實權,從而導致貪污的制度化。今時今日,這仍是困擾印度尼西亞的最大難題之一。
印度尼西亞的開國總統蘇加諾生于1901年,逝世于1970年,他的政治生涯早在印度尼西亞仍屬荷蘭統治時期就開始了,當時他是一名反對荷蘭殖民政府的民族主義領導者(見插圖5.1)。(與許多印度尼西亞人一樣,蘇加諾只有名字而沒有姓氏。)殖民政府將他流放后,日本人將他帶回印度尼西亞。1945年8月17日,正是蘇加諾發表了印度尼西亞的《獨立宣言》。因為充分意識到印度尼西亞人缺乏國家認同,蘇加諾制定了“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亞建國五大原則,直到今天,這五大原則仍然是團結印度尼西亞民眾的總體性意識形態,并被寫入1945年憲法。這五大原則極具概括性,分別是:信仰上帝、民族統一、人道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公正。
身為總統,蘇加諾把印度尼西亞的貧窮歸咎于荷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他消除了印度尼西亞繼承的債務,將荷蘭留下來的產權進行國有化處理,并將這些產業的大部分管理權交給軍隊。他建立起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制度,軍方、平民政府和他本人都能因此從人民手中榨取利潤。毫不讓人意外,印度尼西亞的私有企業和國外援助都減少了。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心生警惕,試圖動搖蘇加諾的地位,正如美國政府試圖動搖阿連德在智利的地位那樣。蘇加諾對美國的回應是:“帶著你的援助滾吧!”后來在1965年,他將美國和平隊驅逐出境,并宣布印度尼西亞退出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印度尼西亞的通脹率急劇攀升,國家法定貨幣印度尼西亞盧比在1965年貶值90%。
印度尼西亞在獨立之前沒有過任何民主自治的歷史。它的政府管理經驗來自荷蘭人的統治,而在荷蘭統治下的印度尼西亞在最后的數十年間接近集權國家的狀態,1942年后在日本統治下也是類似的情形。任何民主政體的運行都需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包括國民有較高的識字率,能意識到自己擁有反對政府政策的權利,能夠包容不同觀點,愿意接受選舉中的失敗,還有政府要保護無政治權力的群體。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印度尼西亞在上述基本條件方面均處于弱勢狀態。因此,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印度尼西亞總理和內閣成員的席位輪換非???。令人驚訝的是,在1955年9月的選舉中,竟有高達92%的登記選民前往投票點進行投票,但投票的結果出現了僵局,因為領先的4個政黨的得票率均處于15%~22%,在獲得的國會席位上也勢均力敵。這些黨派并未達成妥協,政治僵局由此而生。在第四章中,我們已經從智利和皮諾切特政變的案例中看到類似的問題:勢力均等的幾個黨派之間無法達成政治妥協。不同的是,智利民眾的受教育程度和識字率較高,還有長期的民主政府傳統,這些印度尼西亞都沒有。
從1957年開始,蘇加諾總統通過軍事戒嚴的方式結束了這場僵局,并且以所謂的“有領導的民主”取代了印度尼西亞原先的民主制度,因為他認為這種民主制度更加適合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特點。在“有領導的民主”制度下,印度尼西亞國會應當致力于實現黨派之間的“相互合作”或者是“審議后達成共識”,而不像我們通常在民主概念中看到的,立法機構旨在為黨派間的相互競爭提供環境。為了保證國會的目標與自己的目標一致,半數以上的國會席位不再由選舉產生,而是直接由蘇加諾任命,國會成員不再來自不同黨派,而是來自不同的“功能集團”,其中軍隊就是這樣的一個“功能集團”。
蘇加諾開始堅信自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能力,能夠預見并詮釋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心愿(包括那些他們自己尚未意識到的心愿),堅信自己就是人民的先知。1955年,亞非國家聯合舉辦了萬隆會議,會議結束后,蘇加諾將自己的宏圖擴張到世界舞臺上,開始以將印度尼西亞打造成為第三世界反殖民政治的主導者為己任,盡管當時印度尼西亞國內的種種問題已經迫在眉睫。1963年,蘇加諾宣布自己為印度尼西亞的終身總統。
為了將自己的反殖民立場付諸實踐,蘇加諾發起了兩場運動,試圖將兩塊即將獲得獨立的領地歸為己有。第一場運動針對的是荷屬新幾內亞,由于那里的種族特殊性,印度尼西亞獨立后,荷蘭曾拒絕將其割讓給印度尼西亞。荷蘭發起了一個臨時項目來籌備新幾內亞獨立,新幾內亞的領導者也制定好了自己的國旗和國歌。然而,蘇加諾宣布,荷屬新幾內亞歸印度尼西亞所有,對荷蘭施加外交壓力,并在1961年命令印度尼西亞海陸空三軍以武力占領荷屬新幾內亞。
就蘇加諾而言,這場運動的結果是其一大政治成就,但對許多參戰的印度尼西亞士兵,還有那些期盼獲得獨立的荷屬新幾內亞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場悲劇。我在1979年下榻的那家酒店大堂懸掛的繪畫中就有一幅描述了印度尼西亞“戰船”與荷蘭人對戰的場景,而事實上那只不過是一艘小小的巡邏船,后被荷蘭戰艦擊沉,導致許多印度尼西亞士兵身亡。印度尼西亞的傘兵部隊被空軍用飛機投放到荷屬新幾內亞,當時在荷蘭國防軍服役的一位朋友向我描述了這些傘兵的結局。大概是因為畏懼荷軍在白天時的防空能力,這些傘兵在大晚上被胡亂地投放到叢林密集之處,這樣的殘忍程度令人難以置信。這群不幸的傘兵降落在一片炎熱的沼澤中,那里長滿了西米棕櫚,蚊蟲滋生,幸存的傘兵往往是撞到西米樹上后,被身后的降落傘掛到了樹枝上。他們中僅有一部分人能成功地從自己的裝備中掙脫出來,但往往會掉進或是滑落到沼澤當中。我的朋友和他所在的荷蘭部隊圍住沼澤,等了整整一周,然后劃著船進去,救回了為數不多的幸存傘兵。
盡管荷蘭軍隊取得了一些戰績,但美國政府想要營造出自己支持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的景象,而且美國確實有能力逼迫荷蘭讓出荷屬新幾內亞。為了挽留面子,荷蘭并未將荷屬新幾內亞直接讓給印度尼西亞,而是轉給了聯合國,在7個月之后,聯合國將原荷屬新幾內亞的行政控制權(但不是所有權)轉讓給印度尼西亞,該轉讓受限于之后的全民投票結果。印度尼西亞政府隨后開啟了一個大型遷徙項目,將印度尼西亞其他省份的人口轉移到印度尼西亞統治下的新幾內亞,部分原因是要確保新得手的這塊領土由非新幾內亞裔印度尼西亞人主導。7年之后,在壓力之下,蘇加諾手把手挑選的新幾內亞領導者投票通過了將新幾內亞并入印度尼西亞的決定。曾經看到過從荷蘭獨立出來的曙光的新幾內亞人,為了脫離印度尼西亞而獨立,組織了一場游擊運動,在超過半個世紀后的今天,這場運動還在繼續。
蘇加諾的反殖民行動還體現在馬來西亞的某些地方,那里曾是英國的殖民地。馬來西亞的領土包括在1957年獲得獨立的、位于馬來半島上的部分州和兩個位于加里曼丹島的前英國殖民地——沙巴州和砂拉越州。加里曼丹島由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文萊共有。沙巴州和砂拉越州在1963年加入獲得獨立的馬來西亞。荷屬新幾內亞曾是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一部分,因此蘇加諾可以宣稱印度尼西亞擁有荷屬新幾內亞的繼承權,可他不能以同樣的理由將屬于馬來西亞的加里曼丹島區域占為己有。盡管如此,在荷屬新幾內亞的成功使蘇加諾受到鼓舞,1962年,他開始“對抗”馬來西亞,并在接下來的一年中對馬來西亞統治下的加里曼丹島區域發動攻擊。然而,這里的人民一點都不想加入印度尼西亞,同時英軍和英聯邦軍隊為馬來西亞提供了富有成效的軍事防御支持,印度尼西亞軍便也對這場對抗興味索然。
印度尼西亞政變

20世紀60年代,印度尼西亞國內最強大的三股勢力之間展開了一場復雜且讓人迷惑的抗衡。其中一股勢力來自蘇加諾,作為一名魅力翩然的領袖和風生水起的政客,他以印度尼西亞獨立之父和印度尼西亞首位以及(截至當時)唯一一位總統的身份在人民當中享有極高的支持率。第二股勢力來自壟斷軍隊權力的陸軍。第三股勢力來自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簡稱PKI),雖然缺少軍權,它卻成了印度尼西亞截至目前發展最強勁且組織得最好的一支政黨。
可是,這三股勢力彼此孤立且各自方向不同。盡管蘇加諾倡導的“有領導的民主”仰仗他本人和軍隊之間的結盟,他同時也不斷增強自己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之間的盟友關系,以平衡軍隊的勢力。印度尼西亞華裔對印度尼西亞國內的反華情緒十分警惕,以至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離開印度尼西亞回到了中國??膳c此同時,印度尼西亞在不斷加強與中國的外交關系,并且宣布自己很快就會制造自己的原子彈,這令英美兩國感到驚恐。印度尼西亞軍方內部開始出現分裂,有的人選擇支持蘇加諾,有的人選擇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還有一些人希望軍方擊垮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為了彌補自己在軍事方面的弱勢,1965年,在蘇加諾的支持下,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提出武裝農民和工人,在明面上將他們編列為除海、陸、空、警之外的第5支國家武裝部隊。據聞,出于驚懼,反共派陸軍軍官設立了將軍理事會,以應對明顯不斷增強的共產主義威脅。
這場三方博弈在1965年10月1日凌晨約3點15分達到高潮,兩支陸軍部隊在左翼司令員的帶領下,連同2 000名士兵發動了政變,并專門派遣小分隊分別前往7位將軍(包括陸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部長在內)的府邸將其抓獲,明令要把他們活捉并帶到蘇加諾總統跟前,好說服蘇加諾總統對將軍理事會進行鎮壓。10月1日早上7點15分,政變領導者控制了位于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中央廣場一側的電信大廈,通過印度尼西亞電臺發布了一條廣播,宣布開展“9·30”運動,聲稱運動的目標是保護蘇加諾總統,先發制人地擊破一場由腐敗的將軍所謀劃的政變,并稱那些將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英國人手中的工具。到當天下午2點,政變領導者又陸續發布了三條廣播,隨后便一直悄無聲息。請注意:雖然1979年我所下榻的那家印度尼西亞酒店大堂的繪畫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場共產主義政變,實際上發動政變的不是共產主義分子,而是印度尼西亞的陸軍部隊。
可是,這場政變顯然并未經過周密策劃。那7支被派去劫持將軍的小分隊沒有經過訓練,他們慌張不安,戰戰兢兢,直到最后一刻才拼湊而成。他們也沒有針對此次行動進行事前演練。最重要的兩支小分隊被派去劫持(而不是殺掉)印度尼西亞的兩位級別最高的將軍,可帶隊的竟是毫無經驗可言的初級軍官。這些小分隊最后將3位將軍殺死在各自的家中,其中2位遭到槍擊,1位死在刺刀之下。還有位將軍成功地從自家大院的后墻逃走。正如那家酒店大堂的其中一幅繪畫所展示的畫面,小分隊不小心射中了這位將軍5歲的小女兒,還殺掉了他的副官,因為小分隊錯把副官當成了將軍本人。(為了簡便,我接下來還是會用“7位將軍”的說法。)小分隊僅成功活捉了余下的3位將軍,然而他們接著還是把人給殺掉了,沒有聽從指揮,讓他們活著去見蘇加諾。
盡管政變的組織者里面有一人是蘇加諾總統私人保鏢隊的隊長,他的職責是全天候知悉蘇加諾的所在,但他們還是沒能找到蘇加諾,因為當時蘇加諾正在和某一個妻子(他共有4個妻子)共度良宵。政變組織者犯的一個致命錯誤是從未試圖拿下位于中央廣場一側的印度尼西亞陸軍戰略后備隊(簡稱Kostrad)的司令部,盡管中央廣場余下的三側都被政變軍隊控制住。政變組織者既沒有坦克,也沒有對講機。因為他們在占領電信大廈的時候關閉了雅加達的電話系統,身處雅加達不同地點的政變組織者只能用派遣信使走街過巷報信的方式試圖進行溝通。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政變的組織者無法為駐扎在中央廣場上的士兵提供水和食物,結果,大批又饑又渴的士兵因此走散。另一支軍隊去往雅加達哈利姆空軍基地,到那里后發現大門緊閉,只好在外面的大街上滯留了整個晚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領導者顯然是這場政變的組織者之一,他卻未能協調黨內其余成員的行動,因此印度尼西亞并未出現大規模的共產主義者起義。
陸軍戰略后備隊司令是在蘇加諾之后,第二位影響了印度尼西亞歷史進程的、具備非凡特質的領導者。他叫蘇哈托,和蘇加諾的名字很像,容易讓人混淆。他是爪哇人,也是一名老練的政治家(見插圖5.2)。與蘇加諾相比,蘇哈托的不同點是,他比蘇加諾要年輕20歲(蘇哈托生于1921年,逝世于2008年),也并未在反抗荷蘭殖民政府的斗爭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而且在1965年10月1日早上之前,他鮮少被印度尼西亞的軍隊圈子以外的人關注。當天一大早,蘇哈托得知了起義的消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對策,同時爭取時間,試圖弄清楚瞬息萬變、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態進展。他傳召駐扎在中央廣場上的兩支軍隊的司令員,讓他們到陸軍戰略后備隊的司令部里見他,在那里,蘇哈托告訴這兩名司令員他們正在造反的事實,并要求他們聽令于自己,兩人照辦了。政變的組織者以及與蘇哈托一樣對事態發展之快搞不清楚狀況的蘇加諾,現在聚集在哈利姆空軍基地,因為空軍是印度尼西亞武裝勢力當中最認同共產黨人的分支。蘇哈托派出可靠的部隊控制電信大廈,隨后通過最小規模的對戰成功掌控哈利姆空軍基地。當天晚上9點,蘇哈托通過電臺廣播宣布自己目前已控制印度尼西亞陸軍,將摧毀“9·30”運動,并將保護好蘇加諾總統。政變的組織者紛紛逃離哈利姆空軍基地和雅加達,隨后又乘飛機和火車逃往爪哇島中部的其他城市,并在當地組織了其他的起義事件,部分其他將領因而遇害。不過,和雅加達起義的結果相似,其他地方的起義也都在一兩日內便遭到效忠當局的陸軍部隊鎮壓。
大屠殺

時至今日,有關這場失敗的政變,有許多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答??此魄逦囊稽c是,這場政變是兩部分領導者合力造就的結果:一部分是一些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初級軍官,另一部分則是一位或多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領導者??墒?,為什么專業的軍官竟毫無軍事策劃的技巧,發動這樣一場計劃不周、漏洞百出的政變呢?他們為什么不通過召開媒體發布會來獲取公眾支持呢?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參與這場政變的人僅限于那幾個領導者嗎?其他人有沒有可能也參與策劃并支持了這場政變?為什么政變的組織者沒有將蘇哈托列入要劫持的將軍名單里?為什么政變勢力沒有控制中央廣場另一側的陸軍戰略后備隊司令部?蘇加諾總統事先知道這場政變嗎?是不是反共派將軍事先對政變就已知情,但故意任由其發生,好以此為借口實施事前制訂好的鎮壓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計劃?
軍方的反應速度之快讓人覺得最后一種情況的可能性極大。在三天之內,軍方司令員開展了一場宣傳運動,為大范圍抓捕和殺害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分子及他們的支持者這件事正名(見插圖5.3)。1965年10月1日政變當天,在雅加達有12人被殺,加上第二天在爪哇的其他城市還有少數人遇害。這幾起謀殺給蘇哈托和印度尼西亞軍方提供了實施大屠殺的借口。軍方對這場政變的反應如此迅疾、高效,且范圍如此之廣,以至讓人很難相信這是對突發事件在短短幾天之內做出的臨場應對之策。相反,這必定是一個預謀已久的計劃,只是在等待一個恰當的時機,而發生在10月1日和2日的那場失敗的政變正好提供了一個時機。
對于這場大屠殺,軍方的動機來自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印度尼西亞國內政治妥協的失敗以及民主政府的崩潰,這集中體現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軍方勢力和蘇加諾總統三方勢力之間的斗爭。軍方看上去即將輸掉這場斗爭。作為印度尼西亞規模最大且組織得最好的政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足以威脅到陸軍的政治權力,還有軍隊從國有企業攫取的錢財,以及通過走私及貪污獲得的利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提出要把工人和農民作為單獨的部隊武裝起來,這威脅到了陸軍對軍事權力的壟斷地位。后續事件表明,蘇加諾總統獨自一人并不足以同陸軍抗衡。不過,蘇加諾希望將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變成自己的潛在同盟,以制衡軍隊的實力。不僅如此,印度尼西亞軍方本身就存在內部分裂,那些支持共產黨的軍官成為這場政變的組織者之一。因此,這場政變為反共派軍官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肅清自己在軍隊內部的政治對手。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崛起心懷警惕的陸軍司令員早早準備好了應急計劃,這一點都不令人意外,此次政變只是為計劃的實施提供了最佳時機。蘇哈托本人是否早就參與起草了這個應急計劃,還是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接管其他人籌備好的軍事占領行動(像智利的皮諾切特將軍那樣),這仍然是一個未知的問題。
1965年10月4日,蘇哈托來到了一個在印度尼西亞語中被稱為“鱷魚洞”的地方,參與政變的小分隊劫持并殺害幾位將軍后便把他們的尸體拋棄在這里的一口廢井中。在攝影記者和電視機鏡頭前面,這些已經開始腐爛的遺體重見天日。10月5日,裝著已故將軍棺木的汽車駛過雅加達的街道,數以千計的市民前來送行。盡管執行謀殺任務的人實際上來自軍隊,但反共派軍方領導者立馬將責任全部推到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身上。一場明顯就是事先準備好的宣傳活動立刻如火如荼地展開,目的就是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氣氛,警示印度尼西亞的非共產主義者,他們的生命受到共產主義者的威脅,并且稱那些共產主義者正在制作準備殺掉的人員的名單,而且手段極為殘忍,會剜去人眼。還有傳言稱,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下設的女性組織使用性虐待和閹割等酷刑來對付那些被劫持的將軍。蘇加諾總統試圖盡可能地淡化10月1日那場政變的影響,并且反對軍方采取如此大規模的對策,可當時軍方已經從他手中奪走了事態的控制權。自10月5日開始,印度尼西亞軍方開始展開追捕行動,目的是消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所有相關組織的成員及其家屬。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反應一點兒都不像一個剛剛策劃過一場政變的組織。整個10月和11月,很多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在被傳喚到軍事基地和警察局的時候并沒有表示出不情愿,因為他們以為自己要面臨的不過是被盤問一場,隨后便會被釋放。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本可以通過動員鐵路工人去破壞火車,動員技術工人去搗毀軍隊車輛,號召農民封鎖道路,以支持政變并阻撓軍方的對策,但他們什么也沒做。
因為印度尼西亞大屠殺的執行者不像二戰集中營中的納粹分子那樣,對屠殺行為進行了詳細的組織和記錄,所以人們對印度尼西亞大屠殺的受害者數量至今仍十分不確定。最高的估計是大約200萬人;被最多人引用的一個近代的估計數字是50萬人,這個數字是蘇加諾總統的真相調查委員會里的一名成員所提供的。印度尼西亞大屠殺中使用的殺人方式比起納粹分子要原始得多:行刑者用大刀或其他手持武器將受害者一個一個殺死或掐死,而不是將好幾百人關進毒氣室一次性解決掉。納粹分子會把尸體扔進特制大熔爐,印度尼西亞大屠殺中的行刑者則將尸體隨意拋棄。無論如何,印度尼西亞在1965年和1966年發生的種種依然可以被列為二戰之后全世界的大屠殺事件中最慘烈的。
人們通常誤以為這場大屠殺的主要對象是印度尼西亞華人。事實并非如此,大多數遇害者都不是印度尼西亞華人。這場大屠殺的對象是所有疑似共產黨人的印度尼西亞人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華裔。人們還存在另一個誤解,認為這場大屠殺是一次失去理智的、情緒不穩定的、不成熟的“殺人狂”群體的無意識行為。這里的“殺人狂”是指那些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下瘋狂殺人的人。不,我并未發現有任何證據指向印度尼西亞人天生情緒不穩或殺人成癮。實際上,是印度尼西亞軍方一手策劃并安排了這場屠殺,目的是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且軍方的宣傳行動讓很多印度尼西亞民眾相信,他們必須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去執行屠殺的指令。軍方的屠殺行動盡管邪惡,但并非是不理性的:它的目的是摧毀軍方最強勁的對手,并且確實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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