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重建:波蘭、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1569-1999,蒂莫西·斯奈德,電子書,mobi,pdf,txt,epub,kindle,百度云全文閱讀獲得

原創 qiangshuai521  2020-04-29 18:17  閱讀 46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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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的近代早期定義,1569—1648

之前我們已經注意到,文藝復興給波蘭和立陶宛的語言問題帶來了奇特又重要的解決方案。雖然1569年后波蘭和立陶宛的貴族都將波蘭語當作學習和政治的語言,但是長期來看,這在兩國內部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社會后果。在波蘭,受教育的階層放棄了拉丁語這種從外傳入的政治與文學語言,轉而使用波蘭語這種經過編纂的方言。在立陶宛大公國,受教育的階層從和本國方言十分相似的政府語言——斯拉夫官方語言,轉換到從外傳入的政治與文學語言——波蘭語。白俄羅斯方言被排除在外,在與政治和文化不相關的領域,白俄羅斯和立陶宛方言還有使用。之后我們發現,當民族政治在現代漸漸轉向大眾政治時,波蘭語的精英地位被削弱了。在烏克蘭,1569年后產生的語言問題也可以用同樣的答案解釋:波蘭語取勝了,而不是烏克蘭方言的地位提升或教會斯拉夫語的復興。雖然在波蘭語言問題的解答使書寫字母更接近通用語言,但在立陶宛和烏克蘭,語言問題的解答使精英語言、世俗語言和教會語言拉開了與平民使用的語言之間的距離(圖表1,第65頁)。
宗教改革在烏克蘭造成的后果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特點。和波蘭貴族一樣,許多烏克蘭貴族也在宗教改革中遭到清除。許多烏克蘭上層人士在16世紀放棄東正教,皈依新教的不同教派。和波蘭的情況一樣,這些烏克蘭貴族的兒孫支持反宗教改革運動,并皈依了羅馬天主教。波蘭和烏克蘭的貴族最終信仰了共同的宗教——羅馬天主教。然而,雖然反宗教改革運動消除了波蘭地主和波蘭農民之間新的宗教差異,但是在信仰羅馬天主教的烏克蘭地主和信仰東正教的烏克蘭農民之間造成了新的宗教差異。進入現代后,當多數人信仰的宗教和共同的語言成為推行民族政治的平臺,波蘭語和羅馬天主教注定會在烏克蘭成為異質的存在。但是,有一種宗教同時滿足了兩者的需求。東儀天主教會在烏克蘭幸存下來了,成為上層階層和農民共同的小眾信仰。當東正教在17世紀30年代的波蘭-立陶宛王國再次取得合法地位時,東儀天主教會[12]不再是普世的期望,而成為東方教派中很小的一個分支。接下來我們會看到,在合適的政治環境下,東儀天主教會將成為現代烏克蘭民族性的基礎。[13]
在波蘭-立陶宛王國新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中,近代早期的烏克蘭和波蘭的區別比和立陶宛的區別更大。羅馬天主教很久以前就扎根在立陶宛了,是貴族和農民共同的信仰。但是,立陶宛是新王國中完全的政治參與者,而烏克蘭不是。立陶宛的中層階級可以選擇是以立陶宛還是以王國的法律來保護自己的自由,但是烏克蘭的中層階級發現他們只能處于更富有、更有權力的同胞的支配下。在新王國的政治經濟體系中,烏克蘭土地有著特定的作用。當王國成為西歐的谷物主產地,而上層階級成功將農民捆綁在他們的土地上時,在通向財富與權力的道路上,地產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14]地產成為烏克蘭被獵取的目標。
在立陶宛,上層階級可以1569年后獲得的行政權力來保護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而且在任何情況下立陶宛法令都是最高法律。1588年立陶宛大公國法律的頒布部分就是為了保護立陶宛地主的權利。但是烏克蘭沒有類似的保護機制存在。1569年后的數十年內,一些波蘭家族在烏克蘭取得了大量的土地,成千上萬的波蘭小貴族和猶太人接連為大地主工作。更少的地主擁有了更多的土地。到1658年為止,烏克蘭的人口大約2%是貴族,與之相對的是當時波蘭人口大約10%是貴族。[15]當地出身的烏克蘭貴族從新秩序中獲利最多。最富有的貴族招募了大量的波蘭和猶太士兵與助手。雇用波蘭人帶來了一系列新的經濟業務,比如出租,這使得大量土地為大農場主所有;猶太行政人員熱切渴望能通過專業技能獲利,于是離開波蘭領土來到這里。當上層階級雇用波蘭人,猶太人取得了土地租約,信仰東正教的農民從貧困陷入赤貧。奧斯特羅赫猶太研究學院畢業生漢諾威的內森(Nathan of Hanover)是著名的年代記錄者,他記錄了許多流血事件,他將農民遭受的苦難與猶太人被埃及統治者所奴役相提并論。他寫道,烏克蘭人“被視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為波蘭人和猶太人的奴隸或侍女……”[16]
嚴重的社會分層在社會高峰時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文化成果。波蘭婦女將宮廷生活帶到了烏克蘭,創造了可觀察和傳播文化風氣的社會環境。齊格蒙特一世的妻子、齊格蒙特二世的母親、意大利公主博納·斯福爾扎(Bona Sforza)本人及其隨行人員使得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成果在波蘭大受歡迎,一代人之后,在波蘭婦女創造的頗具吸引力的宮廷中,波蘭文藝復興的成果也傳到了烏克蘭。1569年后的一個世紀之內,烏克蘭興起了許許多多富有的莊園,他們的護衛和波蘭人一樣像波蘭人,甚至比波蘭人還要波蘭人。[17]烏克蘭成為波蘭高雅文化新的巔峰,但在它的陰影下潛藏著反抗。
1648年及其全部

在1569年盧布林聯合與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Bohdan Khmel’nyts’kyi’s)1648年起義之間的關鍵的三個世代,波蘭貴族進入烏克蘭,烏克蘭權貴也變得更像波蘭人。不斷增加的社會分化與新的宗教、文化分化,催生出深深的政治區分。這些分化是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憲法制度的一部分。這是由兩個,而不是三個國家組成的共和國;而且它首先是一個貴族共和國。因此王國的設計從一開始就有問題,無法吸收哥薩克人的自由社群——這些武裝者總體上是農民出身,而非貴族出身。1569年,波蘭王國從立陶宛繼承了烏克蘭以及當地的哥薩克人。立陶宛此前依賴哥薩克人以抵御南部邊疆的克里米亞汗國(Crimean Khanate)。波蘭發現哥薩克人是極佳的軍事資本,不僅在抵抗上,還包括攻擊。當時波蘭的騎兵隊是全歐洲最好的,但騎兵隊是在結束戰斗時最有效率。騎兵隊攻擊前需要步兵隊,而王國在步兵隊維護費用上存在困難。[18]哥薩克人一度填補了這個缺陷。他們的價值在1601—1602年與瑞典的戰爭、1611—1612年與莫斯科公國的戰爭以及1621年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顯現出來。波蘭-立陶宛王國最輝煌的時候就是波蘭和立陶宛的騎士與烏克蘭哥薩克人并肩作戰的時刻。當局與在軍事上有作用的平民達成妥協,后者被歸為合法的“登記的”哥薩克人。登記過的哥薩克人享有個人自由,但如果他們不是貴族就會被剝奪公民權。既然議會里沒有哥薩克人的代表團,當局對哥薩克人的登記人數限額非常吝嗇。相對的,貴族是被賦予公民權的。既然讓農民綁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對大貴族來說是有利可圖的,而且登記為哥薩克人的農民享有權利,那么對他們來說保證登記為哥薩克人的人數很低,他們就能得到更多經濟利益。1632年后的政策把哥薩克人維持在一支小規模的邊疆護衛隊,只有在戰時才增加他們的人數。1643年后,波蘭-立陶宛王國忽視了給登記的哥薩克人支付報酬,這招致很多人的怨恨。[19]他們被動員去作戰,卻無人代表他們的利益。
哥薩克人無力地向議會請愿,希望恢復他們的傳統地位。與1569年之前立陶宛的中層階級一樣,1569年后一些烏克蘭的哥薩克人也希望能獲得貴族在波蘭王國內爭取到的權利。但和立陶宛貴族不同,烏克蘭的哥薩克人與波蘭的合作不是從平等的角度達成的,也缺少相互協商的制度平臺。幾個世紀以來,立陶宛上層階級一直在觀察波蘭人的規范,而關于盧布林聯合的協商也進行了數十年。烏克蘭的哥薩克人突然卷入與波蘭習慣的直接接觸,而且烏克蘭的波蘭和波蘭性是由少數非常富有的權貴和他們的行政官員所代表的。1386年開始,天主教就慢慢進入立陶宛,對整個王國的貴族來說,他們在接受天主教之前就已經對此熟悉了。而東正教是大多數非貴族的哥薩克人唯一知道的信仰。1596年布列斯特聯盟在烏克蘭上層階級中僅僅激起爭論,但對大多數哥薩克人來說這似乎是完全令人震驚的。[20]盡管在17世紀20年代后,東正教再次被王國認可,哥薩克人普遍希望將東儀天主教徒(和羅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猶太人)驅逐出烏克蘭。但這并不意味著哥薩克人會與復原后的基輔東正教統治集團合作,赫梅爾尼茨基對東正教的進展毫不在意。
這意味著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近代早期的烏克蘭缺乏互相合作的精英。世俗的士兵捍衛東正教;波蘭統治的反抗者將波蘭習俗視為理所當然。烏克蘭有貴族階層,也有哥薩克軍官團,這些團體相互重疊。然而,社會出身的不同依然導致了痛苦的政治分化。最富有的波蘭人和波蘭化的貴族主導著地方政治,并試圖否認少數貴族(比如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的傳統權利。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約1595—1657)是一位登記在冊的哥薩克人,一位波蘭官員竊取了他的地產、霸占了他的愛人、謀殺了他的兒子,之后他逃往哥薩克大本營。赫梅爾尼茨基成了哥薩克人的酋長,開始謀劃1648年哥薩克人的大規模起義。他是17世紀烏克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特例也說明了波蘭體制的到來如何激怒和分化了當地貴族。使部分烏克蘭貴族享受到王國內巨大權力的經濟趨勢,同時也增強了哥薩克人的戰斗力量。當烏克蘭權貴們馴化了大草原以開展谷物貿易,農民們不得不向更南面遷移,落入掠奪奴隸的克里米亞韃靼人的領土,經常成為和哥薩克人同等的階層。對農民們來說,比起成為權貴的農奴或成為韃靼人的奴隸,哥薩克人的生活是更可行的選擇。被波蘭吞并、與天主教會聯盟、登記在冊的哥薩克人的掙扎以及農民變成奴隸的命運,這一切解釋了為何赫梅爾尼茨基在1648年能發動一場威脅王國安危的攻擊。
1654年,赫梅爾尼茨基與莫斯科公國在佩列亞斯拉夫(Pereiaslav)結盟,他的哥薩克人幫助莫斯科公國贏得了與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戰爭。這帶來了一系列浩劫,當時王國1000萬人口中約有三分之一死于這場戰爭,王國在歐洲的勢力開始了不可逆轉的衰退。波蘭-烏克蘭歷史最終沒能改變的轉折點是1658—1659年的哈佳奇聯盟(Union of Hadiach)。酋長伊萬·沃霍夫茨基(Ivan Vyhovs’kyi,死于1664年)提議聯盟,哈佳奇聯盟本可以讓精英的烏克蘭哥薩克成為王國中的第三個民族(波蘭、立陶宛和羅斯)。烏克蘭本可以享受立陶宛已經獲得的地位:擁有自己的行政機構、軍隊和司法制度。在這個三國組成的王國中,烏克蘭東正教本可以取得與羅馬天主教一致的地位。這份計劃的起草者、博學的善辯者尤里·尼邁里奇(Iurii Nemyrych)已經從東儀天主教回歸東正教信仰。一部分哥薩克人本可以獲授爵位,享受政治權利以及統治烏克蘭的特權。但是,哈佳奇聯盟是共和國形式的而非民主形式的解決方案,而烏克蘭人的起義是為了民主,并非為了共和國。沃霍夫茨基酋長和赫梅爾尼茨基酋長一樣,在王國宮廷的共和國世界和哥薩克大草原的民主世界間左右為難。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明白妥協能得到的好處,但是他無法說服大多數哥薩克人認同他的觀點。一個重要的分歧點是東儀天主教會,哥薩克人希望將其清除,而天主教會堅持說這超出了世俗權力的管轄,沃霍夫茨基提出的妥協方案并不受歡迎。沃霍夫茨基缺少權威,無法讓大批沒有受封爵位的哥薩克自由人服從他的提議,也缺少及時說服他們的領袖魅力。莫斯科公國重新開始攻擊波蘭-立陶宛王國,并支持沃霍夫茨基的對手。沃霍夫茨基被剝奪酋長之位,逃往烏克蘭。在他的命令下,哥薩克人處死了妥協案的起草者尼邁里奇。大部分哥薩克人主要關心的是他們的自由,他們與莫斯科公國、波蘭和克里米亞汗國的短暫結盟只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雖然波蘭-立陶宛議會接受了哈佳奇聯盟,但波蘭上層階級發現酋長無法真的控制哥薩克人,而哥薩克人也無法真的控制烏克蘭后,他們就對聯盟失去了興趣。[21]
1659年哈佳奇聯盟的失敗標志著王國黃金時代的終結,1569年盧布林聯合開創的輝煌、繁榮和包容的時代結束了。[22]1569年建立的王國是威脅歐洲各強國的宗教和民族問題的獨特解決方案。近代早期歐洲君主面臨的問題是他們自己與民眾的宗教沖突和政治忠誠。信仰路德宗或天主教的君主分裂了德國;法國發生胡格諾教徒屠殺事件;神圣羅馬帝國的君主向奧斯曼帝國的蘇丹進獻禮物;甚至勢力無可匹敵的西班牙也遭遇了荷蘭的挑戰,宗教法庭的審訊削弱了前者的實力。波蘭-立陶宛卻同時做到了宗教包容、制度改革和領土擴張。[23]1569年波蘭-立陶宛方案是一種為了保護人數眾多的、形形色色的貴族而誕生的共和國制度。在經濟方面,王國和貴族的繁榮依靠著與西歐國家的谷物貿易,這暗示著相比別國來說波蘭-立陶宛的經濟落后程度不斷增加,而本國農民的地位也趨于衰落。從長期來看,中央權威的缺位、城市的邊緣化和落后的農村加劇了王國的滅亡。但我們也不能這樣斬釘截鐵:如果17世紀的一系列歷史事件有不一樣的轉機,如果烏克蘭沖突在17世紀中葉得到了解決,也許王國有能力處理這些難題。我們所討論的1569—1659年期間的這段歷史,對王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時刻,檢驗它是否有能力創造、吸引和獲得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的政治精英的忠誠。哈佳奇聯盟的失敗使這一解決方案無法被應用于烏克蘭,也削弱了它在波蘭和立陶宛的作用。
哥薩克人起義為波蘭民族理念的未來、波蘭和烏克蘭民族理念扮演何種角色打上重要的烙印。在17世紀的烏克蘭,人們很容易把波蘭人和天主教徒等同于主人,在18世紀和19世紀這種聯系變得越來越強。然而17世紀的關鍵不是波蘭民族和烏克蘭民族的沖突,而是王國的失敗和尋求妥協方案的哥薩克人。1569年立陶宛找到了這種妥協方案,在1795年王國瓦解后,政治和宗教制度依然是聯系地方精英和波蘭文化的橋梁。而在烏克蘭不存在這類政治制度,東儀天主教會的活動范圍受到哥薩克人的限制。這導致一種誤導性的印象,回顧往事,“波蘭”和“烏克蘭”在同屬一個王國時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注定是敵人。哥薩克酋長使用波蘭貨幣,把波蘭語當作行政語言,甚至打仗下令時也使用波蘭語。17世紀中葉的協商使雙方的期望都落空了,但是雙方彼此理解。當王國與哥薩克人協商時,他們不需要翻譯。哥薩克軍官和波蘭貴族(兩個群體有共通之處)會說一種、兩種甚至三種語言:拉丁語、波蘭語和魯塞尼亞方言(烏克蘭語)。當哥薩克人和俄國人協商時,他們需要翻譯。赫梅爾尼茨基先請人把用俄國方言寫的信件翻譯成拉丁語,這樣他才能讀懂。[24]
哥薩克起義的領導人博赫丹·赫梅爾尼茨基最終成為烏克蘭英雄。但是他也是波蘭貴族的一員,他在耶穌會教士那里學會了拉丁語。而赫梅爾尼茨基的偉大對手雅雷馬·維西尼奧維茨基(Jarema Wi?niowiecki)最終被歷史塑造為一位波蘭權貴。他實際上是一位羅馬天主教徒,擁有23萬名農奴。但是雅雷馬大公是東正教徒的后代,也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哥薩克人之一的后裔。我們必須把維西尼奧維茨基視作波蘭境內烏克蘭問題的一部分。畢竟,正是他向波蘭的貴族平等傳統發起挑戰,并向議會要求大公的爵位。他將任何視為自己的土地授予莫斯科公國,而他拒絕承認這對華沙來說是難解的外交難題。[25]盡管1569—1659年這段歷史為之后現代民族的誕生奠定了重要基礎,但對烏克蘭來說這是一段痛苦掙扎的歷史,烏克蘭人突然置身于新的王國法律、政治、宗教、文化和經濟框架內。維西尼奧維茨基和赫梅爾尼茨基被現代人視為民族領袖,因為烏克蘭和王國最終辜負了彼此的期望。但這實際上是一次政治失?。簱鳛蹩颂m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曾寫道,“哥薩克人懲罰了貴族,因為貴族統治著窮苦百姓”。近代早期王國政治秩序的破碎孕育了現代波蘭、烏克蘭和俄國的起源。
立陶宛、波蘭、烏克蘭:俄國,1648—1772

哈佳奇聯盟失敗的八年后,波蘭-立陶宛王國與莫斯科公國根據安得所沃條約將烏克蘭沿著第聶伯河(Dnipro River)一分為二。今天,烏克蘭人把1648年到1667年這段歷史視為烏克蘭對波蘭壓迫者的偉大反抗;俄羅斯人則認為這段歷史是迷失的烏克蘭溪流終于回歸俄羅斯大河的時刻。[26]如果從莫斯科公國與西方的政治和宗教聯系來看待這段歷史會更有收獲。哥薩克人的起義是基于王國的現實背景:反對波蘭制度在烏克蘭制造的不平等,并預設王國應該保護他們的權利。在波蘭的統治下,從1569年到1648年的三代人之間,民主的哥薩克人擁有自由的古老觀念被王國貴族擁有權利這一共和國觀念所取代。哥薩克人與莫斯科公國簽訂的1654年佩列亞斯拉夫協約中的第3條條款甚至特別指出哥薩克人將保留他們“在波蘭國王統治下”享受的權利。盡管俄國人看起來和哥薩克人一樣都是東正教信徒,但是他們的政治秩序是非常不同的。哥薩克人在爭取的畢竟只是對東正教的包容,在一個理應保證基督教信仰擁有平等地位的制度下這種爭取有合法性依據。但是,哥薩克人最終與一個教會完全臣服于國家的強權結盟。莫斯科公國監禁(有時候處決)東正教權威的傳統做法,其殘忍程度是波蘭-立陶宛王國遠遠比不上的。
因此,一些烏克蘭人在這種改變中受到莫斯科公國新理念的影響。莫斯科公國與基輔一同繼承了在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布列斯特聯盟爭議中形成的東正教教士。莫希拉的基輔學院一度成為沙皇統治領土上最大的教育機構。如同切爾尼戈夫(Chernihiv)和哈爾科夫(Kharkiv)的學院,基輔學院以巴洛克形式向成千上萬的東斯拉夫學生傳授經典教育,主要教學語言是拉丁語和波蘭語。波蘭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詩人揚·科哈諾夫斯基(Jan Kochanowski)被當作學生寫作的學習典范;波蘭詩歌形式在東斯拉夫土地上盛行,莫斯科公國于18世紀完全吸收了這種形式。這些學院建立的目的是保護東正教抵御天主教的侵襲,它們與歐洲的新教聯系緊密。之后的150年里,這些烏克蘭學校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輸送了大量的醫生、記者和公務員。在17世紀下半葉,莫斯科出現大量翻譯圖書,這在之前從未有過。這些外語包括希臘語、拉丁語和波蘭語,譯者是來自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教士。[27]俄國也面臨著語言的難題,俄國方言有了東斯拉夫、西斯拉夫和歐洲的對手。[28]通過這些途徑,吞并基輔和烏克蘭左岸領土后,莫斯科公國被迫開始了與歐洲的聯系。
烏克蘭的教士適應了宗教改革時代來自西方基督教的文化吸引力,之后他們又要面對莫斯科公國這樣一個國家,以及一個與拜占庭的文化聯系有限的教會,而他們卻宣稱要加強這種文化聯系。雖然基輔的教士從沒有把莫斯科看作東正教的中心,但他們很快在17世紀下半葉適應了新的政治狀況。他們為尼孔牧首(Patriarch Nikon)的現代化東正教會輸送人力,之后又為彼得大帝的改革提供支持。在安得所沃條約簽訂后,烏克蘭教士開始尋求新君主的支持,通過將莫斯科公國歷史重新解釋為政教相連的方式,以彰顯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們在與莫斯科公國王朝的合作中就包含了編造俄國歷史。一位烏克蘭教士發明了基輔王位“轉移”到莫斯科的理念,這個理念逐漸構成了俄國的民族主義迷思和史料編纂方法。17世紀70年代,基輔學院的教授們是新政權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通過這些方式,莫斯科公國在吸收烏克蘭東部領土后,完成了從莫斯科公國有限的地理和政治上的俄國觀念向包含大俄(莫斯科公國)、小俄(烏克蘭)和白俄(白俄羅斯)的帝國理念的轉換。[29]這些從近代早期發展起來的政治概念在現代民族主義時代有了新的意涵。
俄國、波蘭:烏克蘭,1772—1918

俄羅斯帝國——1721年后我們如此稱呼莫斯科公國——確實囊括了兩個不同的烏克蘭。正如我們所知,烏克蘭左岸(第聶伯河東部)在1667年安得所沃條約簽署后歸于俄國控制。哥薩克酋長伊萬·馬澤帕(Ivan Mazepa,1639—1709)及其遭到流放的繼任者皮利普·奧利克(Pylyp Orlyk,1672—1742)試圖依據與外國強權結盟的傳統策略,保留左岸哥薩克轄區的自治權。兩人都來自舊波蘭-立陶宛王國,接受王國的文明與教育,他們代表了自覺以波蘭-立陶宛貴族為典范的軍官群體。沙皇彼得一世在與瑞典的戰爭中沒有保護好烏克蘭,馬澤帕和一些哥薩克軍官認為這違反了佩列亞斯拉夫協約的條款,他們開始考慮原來試圖與王國建立的哈佳奇聯盟。[30]但是和波蘭-立陶宛結盟的時刻已經過去了。1709年,莫斯科公國在波爾塔瓦(Poltava)對陣馬澤帕的瑞典贊助者并取得勝利,這標志著哥薩克自治的終結,也是哥薩克精英融入新俄國的開端。當俄羅斯帝國取得烏克蘭右岸地區時,烏克蘭左岸融合俄國的進程已經進行了三代人之久。
當波蘭-立陶宛王國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遭遇瓜分時,俄國取得了烏克蘭右岸(第聶伯河西部)的領土。在烏克蘭右岸,沙皇新設立的沃倫省、波多里亞(Podolia)省和基輔省中約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是波蘭貴族,十分之一人口是猶太人,剩下大多數人是說烏克蘭語的農民。1830年起義后,沙皇俄國當局剝奪了大部分波蘭貴族的特權,讓他們從貧窮的貴族轉變為貧窮的農民(即便不符合社會規則但也是合法的)。從兩個方面來看,這種轉變進一步使烏克蘭的“波蘭人”退化為“地主”。那些逃離的貴族都是大地主,在烏克蘭他們就象征著波蘭本身。同時,那些被剝奪地位的小貴族已經被烏克蘭的語言和文化所同化。[31]伴隨舊土地所有權而來的習俗因此終結,這使得那些權貴把他們貧窮的同胞(波蘭人?。耐恋厣馅s走;俄國權力延伸至此,使他們能憑借俄國軍隊來鎮壓烏克蘭農民起義。1839年,東儀天主教會很大程度上被俄國東正教同化吸收了,如此烏克蘭分化為大部分信仰東正教的信徒和小部分信仰羅馬天主教的信徒。1875年之前,東儀天主教會在沃里尼亞的霍爾姆主教轄區得以幸存:在這里情況更復雜,但是信仰東儀天主教的地主更認同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波蘭貴族,而不是信仰東正教的農民或俄國人。
1863年起義對俄羅斯帝國內部的立陶宛和白俄羅斯來說是重要的民族轉折點,但幾乎沒有給烏克蘭留下任何影響。當成千上萬的波蘭貴族和立陶宛貴族在波蘭和立陶宛中心區域參加戰斗時,烏克蘭的波蘭地主卻與俄國統治者保持合作。[32]在立陶宛,貴族們為復興立陶宛大公國的制度和傳統而戰,這在烏克蘭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業,因為烏克蘭沒有類似的歷史遺產。當立陶宛和白俄羅斯農民參與大公國的復興,烏克蘭農民更可能向沙皇警察出賣貴族密謀者,甚至與沙皇的軍隊一同作戰。俄國將軍們試圖將反抗描繪成波蘭人希望借此奴役烏克蘭農民。盡管如此,這時在現代波蘭民族和烏克蘭民族之間做出清晰劃分仍為時尚早。在1863年起義中,烏克蘭最成功的波蘭將軍是埃德蒙·魯日茨基(Edmund Ró?ycki),他在沃里尼亞的軍隊稱他為“父親”(Bat’ko),軍隊前進作戰時總是唱著烏克蘭歌曲。[33]那時語言還不是區分兩個民族的分界線,起義的目標是政治性的而非種族性的,一些沃里尼亞貴族甚至愿意為了重建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理想而犧牲。
盡管如此,由于不可抗拒的社會和經濟原因,貴族和農民參與1863年起義的界線是烏克蘭北部邊界,這條邊界是1569年劃定的。[34]在烏克蘭右岸,曾經在17世紀激起大規模叛亂的政治和社會體系在18世紀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下被進一步鞏固,并繼續由當地的波蘭人管理。[35]農民起義依然時有發生,烏克蘭詩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清楚地記錄下了這些起義,盡管我們并不知曉起義的規模有多大。19世紀,俄國在繼承自波蘭-立陶宛王國的原始農耕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統治,這造成了一小批波蘭地主和大批烏克蘭農民之間無法愈合的鴻溝。1861年,農奴可以擁有個人自由,但他們不能輕易獲得能生存下去的足夠土地。因此,說服他們相信1863年叛亂是為了再次奴役他們并不困難。到1900年為止,沃倫省、波多利亞省和基輔省的人口中只有3%的人上報他們的第一語言是波蘭語。在那時,大約4000戶波蘭家庭擁有的土地相當于300萬剛解放的農奴擁有的土地面積。[36]
在19世紀大多數時候,這些烏克蘭右岸的領土——其中大部分貴族是波蘭人——不屬于俄國概念里的“烏克蘭”。對俄國人來說,烏克蘭是左岸領土,并且已經在1667年被帝國兼并。關于烏克蘭愛國主義最早的表達來自左岸的俄國臣民——來自19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哈爾科夫新建立的大學。之后,烏克蘭人將哈爾科夫的復興視為消亡的哥薩克轄區(1785年為止哥薩克軍官全部由俄羅斯帝國選派)與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后現代化的俄羅斯帝國間的橋梁。這是政治無能的“黑暗時期”中的一束光亮。這一現代愛國主義的方案需要一個重要的匹配條件。復興哈爾科夫的新穎之處不在于對烏克蘭文化的關注,而是把烏克蘭文化和烏克蘭土地聯系起來。廣而言之,烏克蘭文化是俄羅斯帝國的壁壘,提供了許多合法性迷思、民歌和民間故事,以及受過教育的公務員。1721年俄羅斯帝國建立后的一個多世紀以來,烏克蘭為俄國輸送了許多優秀的建筑師、護教者和冒險家。直到19世紀20年代開始,烏克蘭的帝國服務傳統才開始出現裂痕,受烏克蘭文化熏陶的人們面臨兩難困境。官方更加嚴格的民族性理念迫使烏克蘭人在公共服務和個人意愿之間做出選擇;同時在西部誕生的大眾愛國主義新理念也為烏克蘭人的自我認同提供了基礎。粗略來看,烏克蘭精英為沙皇服務了那么久以至于他們在帝國首都廣受歡迎,在那里俄國的多樣性是受到承認的;但是當狹隘的俄國理念被加諸烏克蘭時,情況就有所改變了。[37]之后的克里米亞戰爭不僅標志著俄國對烏克蘭態度的變化,也標志著烏克蘭對俄國態度的變化。
在19世紀中葉,來自左岸的防御性愛國主義混合著右岸某些地主心存的浪漫主義悔恨,在基輔匯聚形成一種類似民族性格的民粹主義。許多基輔人——他們往往是波蘭人的后代——試圖讓烏克蘭農民參與到政治中來?;o在文化上是屬于波蘭的,在俄國兼并基輔兩個世紀后,這里對俄國人來說依然是個謎。[38]沙皇的官員在民粹主義有用(因為覺醒的烏克蘭農民將認識到自己是俄國人)還是有害(因為烏克蘭民族活動家有時是波蘭人出身)的問題上意見不一。[39]1863年起義后,烏克蘭激進主義被當作波蘭陰謀的一部分受到反對。1863年7月頒布的瓦廖夫法令(Valuev Decree)因其支持烏克蘭語“以前不存在,現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觀點而出名,并認為烏克蘭語的傳播應怪罪波蘭人。[40]俄國人很晚才意識到烏克蘭有可能作為一個民族獨立于波蘭和俄國,這個想法出現后又被斷然否認了。1876年的埃姆斯法令(Ems Decree)禁止出版和進口烏克蘭語著作,這反映了一種將語言和民族性相關聯的現代現象,以及烏克蘭人可能成為一個民族的新想法。在19世紀最后三分之一時間里,俄國是一個單一民族,所有東斯拉夫人都是俄國人,這個想法在當時占排他性地位。[41]
同一時期,俄國臣民發展出的烏克蘭理念在另一個帝國找到了知音。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和俄國都有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詩歌的讀者。舍甫琴科是一位出色的詩人,他是一位農民的兒子,了解維爾那和華沙;他也是一位畫家,他的藝術讓圣彼得堡的仰慕者幫助他贖回了自由身;他是一位自由的詩人,確立了現代烏克蘭文學語言的語法和魅力。[42]舍甫琴科死后一年,農奴制被廢除了,他的成就為現代烏克蘭政治鋪平了道路,其中文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與農民緊密關聯。1876年后,俄國臣民向奧地利傳播各類現代烏克蘭政治。烏克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活動家米哈伊洛·達拉霍曼諾夫(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在1876年失去基輔的大學教席后,動身去往利沃夫。烏克蘭最偉大的歷史學家米哈伊洛·胡舍甫茨基(Mykhailo Hrushevs’kyi,1866—1934)在1894年被利沃夫大學雇用,離開基輔。烏克蘭最偉大的政治理論家維亞切斯拉夫·雷平茨基(Vyacheslav Lypyns’kyi,1882—1931)在1908年移民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這個名單上還有烏克蘭最著名的民族主義者德米特羅·東佐夫(Dmytro Dontsov):他將現代民族視為理所當然的理念在20世紀的加利西亞頗有市場,加利西亞在19世紀最后三分之一的時間內逐漸形成。
奧地利、波蘭:烏克蘭,1772—1918

關于烏克蘭的概念如何成為一種現代民族政治,這個過程又為何發生在奧地利?在一開始,波蘭在奧地利加利西亞的統治似乎遠比在俄國烏克蘭的統治穩固得多。1772年和1795年奧地利奪去了部分波蘭-立陶宛王國的領土——“加利西亞和洛多梅里亞”(Galicia and Lodomeria),這里是兩百多萬東斯拉夫農民的故鄉。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是合適的統治階級,加利西亞處在波蘭地主的控制下。盡管波蘭人是加利西亞省西部地區的多數人口——克拉科夫在1846年被吞并后成為西部最大的城市——烏克蘭人是東部的多數人口,在那里利沃夫是最大的城市。在19世紀最后三分之一的時期,西部人口比例大約是88%的波蘭人和7.5%的猶太人,還有少數德國人和東斯拉夫人。相反,加利西亞東部人口的比例大約是65%的烏克蘭人,22%的波蘭人和12%的猶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這些數據穩定保持在以上水平。[43]我們要重新來談加利西亞猶太人的地位。在這里我們的目的是推斷烏克蘭政治的起源。
最初奧地利的土地改革幾乎沒有改善眾多烏克蘭農民的境況,但是宗教改革卻有著巨大的潛在重要性。1774年瑪利亞·特蕾西亞女皇[44]再次命名東儀天主教會為“希臘天主”教會,與羅馬和亞美尼亞天主教會地位相當。1775年,她在維也納的巴巴羅姆神學院(Barbareum Academy)為希臘天主教會設立了14個講學場所。她的繼任者約瑟夫二世于1783年在利沃夫為希臘天主教建立了一座大神學院(General Seminary),1784年利沃夫大學開始對外開放。在1787年到1809年之間,大學下設魯森納姆學院(Studium Ruthenum),該學院是為那些拉丁語學得不夠好以至于不能學習特定課程的希臘天主教徒開設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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