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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qiangshuai521  2020-04-29 18:11  閱讀 39 views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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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不發達的中世紀,使節、旅行家和商人的域外游歷見聞,向來是人們知天下事的信息來源。且不說作為同時代世界性帝國的漢唐元明諸王朝,有作為的君主都何等關注域外情形,被宗教的或凡俗的激情所驅使的僧侶、官員和平民,都何等具有冒險精神。就說清帝國的頭兩代君主,順治帝和康熙帝,仍然沒有喪失關注西方現狀的熱情??滴醯鄹矣谄鹩梦鞣絺鹘淌砍洚斖饨活檰柡蜏y繪全國版圖的主持人,便是顯例。
使清帝國與近代西方出現隔膜的,是18世紀相繼君臨中國的雍正、乾隆父子統治時期。這個時期長達七十七年。雍正厲禁西方教士入華,也切斷了來自西方世界的信息源。而乾隆晚年一再傲慢地拒斥英、荷等國的通使要求,更使清帝國喪失了同西方國家建立平等的正式關系的良機。那時歐洲北美正處在民主革命和工業革命的進程中,還無力跑到遠東進行大規模的軍事的商業的競爭。
當半世紀后清帝國再度考慮要不要同西方使節打交道,那時的外交態勢已非復昔比。帝國給西方人的印象,不再是如拿破侖所說的東方睡獅,而是如馬克思所形容的“陳腐世界的代表”。
在長時間的躲閃、推宕、敷衍、爭執之后,清帝國當局終于無可奈何地同意,各國公使可以“覲見”皇帝而不行跪拜禮,這已是在后者強行駐京以后十三年的事。再過兩年,即1875年,仍然迫于外來壓力,帝國當局才不得不派常駐外國使節?!爸袊俑恢庵隆钡拿擅翣顟B,總算由此有了較大改變。
雖說駐外使節的揀擇,駐外使館的組建,以及使領等官員的活動方式,都經常散發著晚清官場的腐臭氣息,但派遣常駐外國使節這一事實,除了意味著“來而不往”式外交體制的結束,至少還溝通了帝國政府與外國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王公大臣們覺察到這一渠道的重要,因而從開始起便規定出使各國大臣,必須以日記形式定期向政府報告駐在國情形,并及時翻譯咨送有關中外交涉事宜的書報議論。這項規定,以后沒有得到恪守,但在初期還是有效的。
據統計,自1821年道光帝嗣位至1861年咸豐帝病死的四十年間,中國學者撰著的域外地理圖書共二十種,而那以后至1900(光緒二十六年)的四十年間,國人所撰著的外國國情輿地著作,便約有一百五十一種。就是說,后四十年較諸前四十年增多了七倍半。而后四十年百五十余種的六十一名作者,其中大半是駐外使領參隨等外交官員??梢娡砬迮c外國通使以后,至少在獲得“天下方國”的直接知識方面,中國的學者文士得益匪淺。
不待說,如果以為曾經任職駐外使領館,便必定通曉外國情形乃至國際形勢,那將如咸、同間“到過廣東者即視為通洋務”的說法同樣可笑。事實上,從清帝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起,至1900年在位的七名公使止,三十多年間清朝派駐外國的三十余名使節,通外文的可能只有曾紀澤、伍廷芳等數人。非但使領官首先不懂駐在國語言,連他們的隨使人員也多半不懂外文,并缺乏外交常識。正如曾任駐美駐俄公使的楊儒,在1900年的一通奏疏中所抨擊的,“如謂曾辦外交,而舉凡所謂西學西法者遂無所不曉,不亦左乎”!
然而人們仍然重視這班使節及其參贊隨員的游歷見聞,他們的記敘未必可靠,議論或許膚淺,甚至曲學阿世,以挑剔攻訐異域政治文化為能事。但重要的不是他們的陳述的客觀性。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出現在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以后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國使者。帝國外交官員的身份,使他們得以貼近觀察歐美諸國的權力運作狀況,得以連續俯瞰工業化世界的社會生活概況,得以經常接觸具有不同影響力的政客、官僚、貴族、財閥以及學者、文士等。中西社會文化的差異,又使他們的觀察的敏感度,感受的對比度,較諸久客異域者更為強烈,尤其是因為他們總在雙方政治沖突的前哨位置上。所以,他們的游歷見聞,便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展現出晚清中外文化學術的互相沖突,在飽受傳統薰染的上層士大夫中間,可能激發的種種反應。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是晚清四名外交官員所留下的六種日記或筆記的選擇。
這四名外交官員,就是首任欽差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和他的副使劉錫鴻,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以及薛福成后任龔照瑗的駐英使館二等參贊宋育仁。
作為“出使英國欽差大臣”的首膺人選,郭嵩燾(1818—1891)在五十七歲那年受命前后,便一直是有爭議的政治人物。
這位湖南湘陰的舊式商人家族的子弟,當初棄賈業儒,原來只求以文章名世。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中了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即皇家學院研究生,幾乎接近實現夢想。但太平天國起義,迫使他走上違反初衷的道路。據說曾國藩、左宗棠終于同意投身反太平軍行列,都是接受他的勸說。他本人也成為湘軍的一名謀士。但他內心又對“官逼民反”的起義懷著某種同情,居然在日記中寫道:“今致亂之原,官耳、吏耳”;“未有官吏之路不清,而能勘(戡)定亂離者也”。他為人爽直,“好危言激論”。作為他的姻親的曾、左,自然都深知他這種思出其位的想頭。加以曾、左有矛盾,因而他對湘軍雖有運籌帷幄之功,但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后,曾國藩卻不同意保舉他擔任地方大吏,左宗棠更在他任廣東代理巡撫與總督因公爭議時踢了他一腳。此后他就罷官閑居。
直到1875年2月,光緒初元,郭嵩燾才被恩準復出授福建按察使。就在這時,馬嘉理案發生,清英關系緊張,似乎又要進行戰爭。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趕緊發揚“臣主”,要求各省大吏就海防問題各抒己見。據總理衙門報告,收到的條議中“有以擇交儲才出使為要者”,于是擬訂一份堪備任使的九人名單,令當軸想起了他早有“知洋務”的名聲,于是突然成了使英大臣的首選。
這份差使顯然不值得羨慕,非但首要任務,是就馬嘉理被戮事,代表四歲的“大皇帝”向英王道歉,而且旅程需要歷七萬里風濤,令安土重遷的士大夫們無不聞之色變。然而在等待出使的十三個月里,郭嵩燾成了“公論”的抨擊對象,鼓噪最烈的是他的湖南同鄉。朝野那班理學名儒,也無不義形于色。面對“舉世嘩笑”,他曾想稱病躺倒不干。他的副使許鈐身便曾借此理由脫身,甚至連一衣帶水之隔的東鄰日本都不肯去。然而頂不住太上女皇親自出面說服動員,他還是“包羞忍詬”,赴英上任了。豈知“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使他剛抵異國,便不想再說話。
惹禍的原因,似乎是他赴英途中所記的日記,《使西紀程》。梁啟超就持此看法。
確實的,《使西紀程》才刊行便“有詔毀板”,時在光緒三年六月。據說是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對此書的彈劾所致。但清廷禁止它刊行的時間,已在郭嵩燾抵倫敦近半年之后,因而郭嵩燾自述赴任“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不可能指這一事件。
顯而易見,參奏郭嵩燾的,另有人在,而且此人必定就在他的臥榻之旁。那是誰呢?當時的各種記載,一致證明清帝國首次派駐英帝國的使館成員,從參贊官黎庶昌以下,包括翻譯官、隨員等,都是由郭嵩燾遴選奏派的。其中有漢人、旗人,還有洋人,雖與郭嵩燾有親有疏,卻都不可能打小報告中傷他。這非但由官場慣例可知,而且由清代“祖制”早已規定非有君主認可的特殊身份,便不得享有密折奏事特權的成例可知。在郭嵩燾身旁并唯一享有奏事特權者,只有同被“欽命”的副使劉錫鴻。而事實早已表明,甫抵英便“一參再參”郭嵩燾的,也正是這位劉錫鴻。應該說,劉錫鴻并不諱言自己肩負的特殊使命,相反卻引以為榮。他的《英軺日記》便是明證。

郭嵩燾屬于學者型的政治家。他不滿意清代漢學,以為研究經史而專注名物訓詁,是舍本逐末,但他觀察域外情形,事無巨細都好刨根尋底,頗有漢學家的精神。他的《使西紀程》的記載之精審,曾讓實地驗證后的曾紀澤為之嘆服。但他更不滿意清代理學,以為尊崇程朱而不實踐“圣賢修己治人之大法”,危害世道人心更甚。因而他特別推崇王夫之,以為從朱熹以后,唯有王夫之才真能稱作理學家,懂得“踐履體驗”的道學精微。
看來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宋論》等著作,曾對郭嵩燾起過很大影響。他的會心之處,自然不是王夫之那些仇夷狄、賤商賈的議論,而是王夫之所謂“無其器則無其道”,強調治道只存在于時變之中的基本歷史觀念。王夫之痛詆“孤秦陋宋”的言論,對于正受“清議”攻擊的郭嵩燾,印象似也極深,因為他對當時“公論”的回擊,恰如《宋論》批判南宋、晚明士風的回聲。
“竊以為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多端,而莫急于仿照西法,以立富強之基?!薄半m使堯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br />如此見利忘義,主張用夷變夏,已夠令衛道君子們憤慨了。更讓人切齒的,是此公甫離父母之邦,便接連上疏主張“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為先”,還居然列舉必須首先戒毒的對象,包括督撫大吏、文武職官、舉貢士紳和駐防八旗。這非但是指斥舉國官紳都已腐化透頂,而且公然藐視特權者行為不受法律檢束的成例。尤可惡的,是他的以下說法:
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于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也,為構釁中囯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民生,無一引為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鄉僻壤;江浙風俗,至于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曾劼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認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其愚不可瘳矣!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郁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一二無識之士大夫,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張無識者為之也,今且下移于群不逞之頑民,無有能考覽史事,體察民情,以知其所以然者。
雖說這段議論,明顯帶有當年王夫之指責宋明末季士大夫之說的痕跡,并不新鮮,但仍大大刺痛了那班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于是就在“上諭”將郭嵩燾疏批轉各省官員討論之后不久,何金壽彈劾郭嵩燾的奏章便上呈了,罪名是“有貳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所舉罪證便是《使西紀程》。
《使西紀程》不過是旅途實錄,單憑其中幾則稱道西洋“政教修明”的簡明觀感,實不足以定罪。例如,它的記敘,較諸當時正被士大夫重新記起的《海國圖志》“作者”魏源,在三十年前所寫的《香港島觀海市歌》一書中,竟稱這座英國殖民城市為秦漢以來神話中的蓬萊仙境云云,便平實得多。因此,慈禧太后對于何金壽劾章的答復,便只是下詔將《使西紀程》的刻版銷毀。
應該說,罪其書而不罪其人,在清代文網史上已屬破例。這當然不是由于慈禧太后心地慈善,而是因為郭嵩燾背后站著辦外交的實力派的緣故。然而發出的信息是清楚的,“文母”對于彈劾此人是持鼓勵態度的。于是,劉錫鴻又該起作用了。他以目擊者的身份,向朝廷舉報郭嵩燾“三大罪”,外出參觀因天寒而“披洋人衣”,出席英宮音樂會“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另附密折,彈劾郭氏另有十罪。郭嵩燾被迫申辯,反受“上諭”申斥。在這種情形下,一貫把辦洋務、講外交視作辱國喪權,并把對外強硬,乃至不惜一戰,視作維護“我大清”體統的不二法門的“清流”主角,如不出場,那倒是怪事。果不其然,張佩綸以經筵講官的身份上疏了。題目便是《請撤回駐英使臣郭嵩燾片》,彈劾的依據還是《使西紀程》。疏中暗示慈禧太后,說是“禁其書而姑用其人”,原已不合祖宗成例,但更可怕的是這種“權宜之計”的相反效應:“愚民不測機權,將謂于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非特損國體而已?!?br />慈禧太后顯然被嚇住了。她臨朝稱制,擅立光緒,在清代都屬史無前例,況且那時她與恭親王之間的叔嫂斗法正在加劇。因而她一怕非議其言行為不合祖制,二怕民心不穩而再度造反。同光間以敢言著稱的所謂清流派,正是利用她的僭主心態,用支持她擅權固位做代價,博取“極論時事”的說話特權的。既然清流領袖張佩綸都是如此警告,正中她的心病,那么她在清流與洋務兩派明爭暗斗中間,迅即向不利于洋務派的一邊傾斜,當然合乎邏輯。
于是郭嵩燾便活該充當犧牲品了。還在《使西紀程》被禁后,他便緘口不言,甚至對劉錫鴻在駐英使館內部日益跋扈,視他若無物,也“一切含忍”。他雖然照樣作日記,卻不再循例報送總理衙門,而且秘不示人,直到死后近百年才公諸于世。那態度包含著怨憤,但并沒有妨礙他執行公務,在英在法的公眾場合都努力維護帝國體面,并在劉錫鴻離英赴德的當晚便著手整頓使館內部風紀??墒?,那樣的昏暗朝廷,那樣的腐朽體制,區區一名被剝奪說真話權利的駐外公使,又能有什么作為呢?于是他的前程理當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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